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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艺谋:一直与求生欲作伴

2018-08-30 16:00快讯驿站编辑:admin人气:



文/阿志

可以说,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,是中国影史上一个显眼的坐标。纵然顶着耀眼的光环,但于我而言,张艺谋只是一个抽象的、概念化的人物,是电影殿堂中的一个符号,就像天上的星辰,闪亮是闪亮,如何运行却与地上的人无关。直到有一天,我读到张艺谋唯一的口述自传体书《张艺谋的作业》(下简称《作业》)。书中讲述了父亲被打成右派、家庭成分不好的张艺谋,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,举步维艰,却也竭尽所能,不服命运。

1971年,张艺谋从插队知青成了国棉厂工人,家庭成分不好,却当上了工人,是万分走运的。工资只有40块零2毛,除去开销,张艺谋每个月能攒10块钱左右。攒了3年多,加上母亲的一点资助,他以186块6元的价格,如愿以偿买了一部朝思暮想的相机。他自学摄影,跟表哥、同学借书,但借来的书不能久留,那就抄吧。“我相信一句话,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,要学摄影,我感觉需要做些理论学习…我抄了三年,抄了几十万字,似乎就懂了一些。”

看着书中堪称壮观的抄写照片,字迹密密麻麻,却工工整整,我内心起了巨大波澜,就像生命突然受到了某种鼓励。好像就是从那一刻,张艺谋于我的距离,不再远在天边。关注他的采访与电影,也比往常更走心。

在《十三邀》中,许知远感叹着“他(张艺谋)的生命力太旺盛了”,并来到张艺谋1970年代在陕棉八厂的宿舍。当年的工友指着张艺谋的宿舍追忆:“当时墙上都挂着显影和定影的配方,整个房子就是一个暗室,他在这学习摄影,还不断看书提高自己”。

这种描述,跟张艺谋饥抄几十万字的经历不谋而合,让我震撼于一个人在困境中的坚韧和倔强。

可爱的八十年代不再,张艺谋与时代为伍

相比千禧年之后的电影,张艺谋八九十年代的作品,带给我更丰富深刻的感受。2014年,张艺谋在节目中对杨澜感叹:“可爱的80年代,大家全谈艺术,只谈艺术,最可爱的是,老百姓关心的也是艺术。”

四年后,张艺谋又对许知远说:“热血沸腾的80年代,旺盛的求知欲,每个人想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,谈恋爱手里拿的都是一本弗洛伊德。”

可以看出,1980年代让张艺谋念念不忘。而那又是个什么样的年代?那是一个文学繁荣的年代,依托着文学的繁荣,电影也进入旺盛创作期。

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和成名作,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。1988年上映的《红高粱》,不仅让张艺谋一鸣惊人,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,也在某种程度上,奠定了张艺谋从文学汲取营养的创作方法论。

在随后的作品中,他改编刘恒的小说《伏羲伏羲》,创作了《菊豆》;改编苏童的中篇小说《妻妾成群》,创作了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;根据余华长篇小说《活着》,创作了电影《活着》;千禧年以后,有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《金陵十三钗》,及根据严歌苓小说《陆犯焉识》创作的电影《归来》等。

一方面,张艺谋的成功,来自巨人肩膀的助力。另一方面,到了二十一世纪,文学日趋娱乐化,缺少厚重的底蕴,深刻的涵养。文学的没落,反作用到张艺谋的电影上,虽然仍以文学为养料,但艺术价值已大不如前了。

求变,促成命运的好转

实际上,张艺谋电影的“式微”,倒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文学的没落。张艺谋说,所有东西,都是时代的产物,人类不能超越时代。

这样的人生观,造就了张艺谋顺应时代的创作思想。在电影商业化和娱乐化时代到来时,张艺谋率先拍出了《英雄》《十面埋伏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等商业片。

在张艺谋看来,艺术讲究百花齐放,不仅创作要多元化,观众的审美口味也要多元化,五谷杂粮都吃的人才健康,中国有偏食的土壤,但偏食容易得病。于是,张艺谋选择了商业和文艺两条腿走路。个人认为,张艺谋的多元化创作,是为丰富电影的美学体系,改变观众单一化的审美,但深层的原因,跟张艺谋挥之不去的求生欲有关。

《作业》中,张艺谋坦言,父亲被打成右派后,出身不好的他,连红卫兵也当不上,在什么地方都感觉低人一等,“成天生活在恐惧中”。

张艺谋的工友回忆,当年在车间开会时,只留下党员团员,不是党员团员的人就得离开,600多人的车间,只有张艺谋一个人(家庭成分不好,跟党团无缘)站了起来,离开车间。后来领导开会,干脆说,张艺谋你走吧。工友感慨道:“张艺谋当年一个人离开的背影,我今天还历历在目。”

在那个艰难的年代,张艺谋的求生欲被激发了出来。他有意识地练字、学画画,抄大字报,画毛主席画像,“让自己迅速工具化”,有了这个本事,他就有可能被红卫兵征用,或者征调到宣传部门,换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。他还不遗余力学摄影,这些技能的武装,爱好谈不上,就是为了找一个活路,对冲出身不好的缺陷。后来,张艺谋拍了一张文竹的照片,被工友田均赏识,并建议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,这时他才第一次知道北京电影学院。

都说技不压身,于张艺谋,那是不安感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。

当时,张艺谋连报考北电的资格都没有。张艺谋很不甘心,在工友田均的建议下,他熬了一个星期的通宵,把所有自认尚佳的照片精心做成相册,附上说明,做成信件,寄给了文化部长。就这样,在一次次的不甘和尝试下,黑暗的现实照进了光亮,张艺谋成了第一个非正规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。

张艺谋将两张拍好的照片稍微剪了下,拼接成了一副全景图

曾经,张艺谋可以说是“异类”,是大字报声讨的对象。

在他的内心,“它会在很长的时间内,让你变成一种比较自卑的性格”。而一封北电录取通知书,让不断改变和试错的张艺谋,第一次“尝到了甜头”。张艺谋一朝尝到了甜头,喝了“命运何其艰、求变方得生”的解药。这一剂解药,奠定和塑造了他的余生。看明白了这点,再深入张艺谋的电影,就好理解多了。

命运不公,仍要从峭壁中开出花来

张艺谋参加采访节目,应是为其定档9月30日的作品《影》造势。从《影》的官微放出的预告片来看,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个从八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,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,历经磨难,努力寻回自由的人性故事。

我试图从预告片中寻找张艺谋的烙印,不得其果。直到看了张艺谋的采访,才豁然开朗。张艺谋说:替身的人都是普通人,都是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,都不得好死。他的每一步都是挣扎求生,虽然最后好像成了老大,实际上,唯有这样,才能活下去。

哪怕年到花甲,“求生”依然是张艺谋不变的母题。影评人梅雪风说过,姜文电影讲的是革命的幻灭,陈凯歌电影讲的是悲壮的哀歌,张艺谋讲的是基本的人权。在我看来,这个描述还不够极致。张艺谋电影,讲的是“我要活下去”的故事,用今天流行语说就是:求生欲。在张艺谋的电影中,女人的意志都很强。在旧时代,忤逆礼数和纲常,等同于违背天意,那是要遭天谴的。

《红高粱》中,身不由己陷入不公命运的女主九儿(巩俐 饰),被迫嫁给了麻风病人。但她又不屈,拿剪刀跟象征权力中心的麻风病人拼命,最后跟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余占鳌。表面上体现了九儿的强烈意志,但实质是张艺谋一以贯之的主题,被不公命运支配的主人公,不服命!

《红高粱》

在《菊豆》中,这种“不服命”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:身不由己的女主菊豆,被自己的父亲为了一头骡子发配给了染坊店主杨金山,杨金山对菊豆极尽泄欲和施虐,菊豆痛不欲生,菊豆主动向杨金山的侄子杨天青示好,以求生存。

《菊豆》

在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中,女主颂莲还是一个身不由己陷入不公命运的人。她被歹毒的继母为了钱,嫁到了高墙深院的有钱人家,从此“像猫像狗像耗子就是不像人”,但哪怕是最嫩的太太,也绝不任人欺压:当雁儿拆穿她的谎言,她让雁儿罚跪一宿;二太太背后叫人扎颂莲小人,颂莲让二太太差点掉了一只耳朵。虽然是并不正义纯良的暗斗,但也体现了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女人的抗争。

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

这三部作品,都是女主人公在绝境中的殊死求生,是“不服命”的三种变奏。它们分别创作于1986、1990、1991年,也就是张艺谋电影创作生涯的开端。

俗话说,三岁看老。同理,初始的作品,最能见出作者的根本。电影中的九儿、菊豆、颂莲,其实都承载了张艺谋经历过的黑暗和他的求生欲。

我对张艺谋的一句话印象深刻,“我闲不住,过去被压抑的东西,在这里(电影)得到释放。”

今天看似走过了黑暗年代的张艺谋,只是换了一种求生的方式,唯有完全蒸发了深渊的压抑,才能真正“生”过来。我总是禁不住想,那个深渊究竟有多深?以至三十年来,张艺谋的电影一部接一部,源源不断,不知疲倦。或许有一天,当那个深渊被阳光充满,张艺谋的电影生涯,也到头了。

来源:影视独舌

原标题:张艺谋:一直与求生欲作伴|新读

最新更新时间:08/30 19:53
(来源:未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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